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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请放过管理费发布日期:2021-05-28

以下文章来源于益盒 Charity Box ,作者He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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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Unsplash ©Qusv Yang


全文共 6021字,阅读时间14分钟

文章大纲

  1. 引子

  2. 公益中的“管理费”是个伪概念

  3. 管理费低,不代表项目好

  4. 公益组织是如何饿死的

  5. 捐赠人需要改变预期,鼓励诚实的成本讨论

  6. 从我做起,创造一个追求影响的公益生态

爱心无价,但有成本。

翻开腾讯公益,各个公益项目的预算栏记录着资金的使用计划。仔细一看我们发现,其实做公益不光有项目本身费用,还有“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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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公益平台上的某公益项目


如果可以的话,许多人都希望捐赠的每分钱都能花到受助者身上。世界愿景调查(World Vision Survey)的结果发现,32%的人认为捐款应该全部用在项目实施上。[1]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Portillo和Stinn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邀请参与者为两个公益组织(A和B)各捐100美元。当参与者被告知一部分捐款将用于管理费时,对A的捐赠从66%下降到30%。无论是管理费率是20%还是50%,是用于筹款、工资或者其它活动,捐赠的意愿都会因为管理费而大幅下降[2]



毕竟在许多捐赠人眼中,公益是为了服务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养活从业者。谁愿意自己捐100元,“雁过拔毛”似的被公益组织抽走20元用于养活自身团队?

然而,公益成本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公益中的“管理费” 是个伪概念


对于“管理费”的讨论往往带着一种捐赠人中心主义的视角。捐赠人付一笔钱、委托一个机构来管理,往往一部分钱用来获得社会效益(项目)、一部分用于养活机构(管理),这些钱要对捐赠人的需求负责。在这样的逻辑下,公益组织的成本会被自然地分为项目成本和管理成本



项目成本覆盖具体的项目执行,比如购买物资、交通运输、雇佣项目人员等,这些钱被直接用于帮助受益者。同时,公益组织面临着包括人员工资、筹款、营销、培训、办公、差旅等诸多成本。这些成本并不直接花在受助者身上,但一个组织的良好运营离不开这些幕后工作,而这些活动的资金时常被称为“管理费”,有时也被称作“间接成本”。“管理费率”描述的就是管理费占总支出的比例



这是比较常见的理解公益成本的方式,基于管理vs项目的思维。公益中的“管理费”听起来和“项目费用”是对立关系,看起来不在“做实事”,更像是在付钱让别人管钱。然而这是种误导,公益的管理费并不是这个意思。



对于公益组织来说,创造社会效益和养活机构是一回事,管理和项目成本是分不开的。试想,一个成功的公司不只需要原材料,还需要高效的财务系统、高水平的工人、合格的经理人、专业的商务拓展团队、良好的政府关系人员。这些额外的成本并不是“效率”的阻碍,而是实现效率的必需品。

Roger Martin在“管理费听起来很没用,所以我们不应该再这样叫它”一文中说:

“(讲管理费)就像一个餐厅让客人为食物买单,然后让他们单独支付40%的成本来负担餐厅的管理、装修、税务、水电、租金和风景。客人当然会对这样的账单感到奇怪、不愿意支付额外的40%。与其只显示食物本身的成本,餐厅应该把全部成本平摊在价格中...公司不会和消费者说,我们的产品成本是$76但是希望你多花$24元。他们会说“我们的价格是$100,不还价”。而且,他们并不会通过降低销售、研发和广告支出来讨好投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为了提供最好的服务。从美国的大公司来看,发展的关键往往就是在“间接成本”上加强投入。”[3]

成本就是成本。好餐厅要买菜,也要养活厨师、经理、服务员。而好的公益项目 - 比如在农村捐眼镜 - 需要现场的实物发放,也需要后台的筹款、财务、管理、办公、监测评估等活动支持,我们不应该只把实物发放当作项目成本,而其它项成本就是“额外”的。继续这样思考会对公益组织造成更大的伤害,延续公益行业的畸形和不良生态。

“管理费”是个伪概念,我们应该停止用“管理费”描述公益项目的成本。


管理费低,不代表项目好

如果“管理费”只是个伪概念,倒也无伤大雅。但很多时候,公益项目的“管理费率低”被当作效率高、效果好的表现,我们把这个观点称为“管理费误区”。低管理费率和高效没有必然关系。捐赠人过分关注管理费率,往往让本末倒置、事倍功半。

丹·帕洛塔(Dan Pallotta)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公益组织负责人,他创办的AIDSRides致力于抗击艾滋病,并依靠5万美元的初始资金,在九年时间里为艾滋事业净筹款1.08亿美元,是初始资金的1982倍。而他创办的另一家公益组织Breast Cancer 3-Days最初只有35万美元,而在五年后为乳腺癌研究净筹款1.94亿美元。这两家公益组织成功在九年内激励了25万人为艾滋病和乳腺癌事业捐赠超过5亿美元,这个案例后来也被写进了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库。

可以说,帕洛塔是公益领域的佼佼者,公益中很难有人超过他的影响力。然而当公众发现他的组织管理费率为40%、其中大量的资金用于筹款时,他面临极大的舆论压力,最终被迫关闭了他的公益组织。他在TED演讲中说道:


“我们常被教导公益组织应该尽可能减少筹款上的成本,因为理论上讲,运营花的钱越多,留给项目实施的钱越少。然而,这个逻辑的前提是,蛋糕的大小是固定。在我们的世界里,为筹款投资往往会带来更多资金、更大的蛋糕,因此我们不仅不该削减筹款费用,反而应该提升投入,因为这是难得的可以为我们关切的公益项目带来额外资金的行动。”[5]


而筹款只是众多公益项目的管理成本的一种。

许多人对公益的理解很原始,就是捐款捐物,只要能把物资送到需要的人手上就行了,过程中的成本越低越好。其实,做好捐款捐物并不容易。如果是捐手术,你需要匹配可靠的医生和药物;如果是捐眼镜,你需要确保孩子们确实佩戴眼镜;如果是捐现金,你需要精准识别贫困者、确保资金到账并正确使用。一个“捐款捐物型”公益项目从设计、人员、采购、发放、筹款,到后续追踪和反馈,每个实施环节都需要专人负责,规模越大,对人员素质要求越高。指望“低管理费率”,就是指望雇佣最差的经理去指导二流的医生去救人命这注定会造成公益的灾难。


你去医院看病,不会认为院长工资低就是好医院。

你挑选学校,不会认为校长工资低就是好学校。

你去餐厅吃饭,不会认为装修成本低就是好餐厅。

你投资一家公司,不会认为广告费低就是好公司。

我们都明白把低管理成本等同于高质量是荒谬的。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认为管理费率低就是好的公益项目呢?这是可笑的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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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现代公益往往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捐款捐物模式。比如,四家基金会的使命分别是


  • 扶贫基金会:“播善减贫,成就他人,让善更有力量”;[6]
  • 真爱梦想基金会:“发展素养教育,推动教育均衡,让教育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7]
  • 爱佑慈善基金会:“给生命一次机会、给孩子一个未来”。[8]
  • 敦和基金会:“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9]


这都是极具梦想和野心的目标,瞄准着社会痛点,都需要精确、有效的项目,已经无法靠简单的捐赠物资实现,对知识、执行和创新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换句话说,做好项目的技术含量很高,需要相应的资金。



如果我们看管理费率的话,几大基金会的2019和2020年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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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哪个基金会的项目更好、更能实现社会价值、更值得捐赠?作为公益有效性评估机构,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神奇数字”告诉我们公益组织的价值。然而,管理费率并不是这个“神奇数字”。


公益组织是如何饿死的


“管理费误区”对公益生态极其危险,这会造成公益组织的“挨饿怪圈”(starvation cycle),让公益组织的资金陷入恶性循环,变得愈发捉襟见肘。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提出了“挨饿怪圈”(starvation cycle)的现象,它始于资方对于管理费不切实际的预期。[13]一个公益组织花20%-30%的费用在运营上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一个组织既需要做项目,也需要有管理、拓展、筹款、办公、财务、法务、IT等一系列后台工作保障整体的良好运营。捐赠人往往对公益的成本没有清晰概念。中国的公益行业中一直默认以10%为标准,但考虑到公益项目之间差别极大,这个数字的误导性很强。


Bridgespan的合伙人Jeri Eckhart-Queenan曾在2016年发现,不同公益项目的间接成本差别很大。[15]在她调查的20家公益组织中,间接成本大约在21%到89%,中位数是40%,而在当时,美国各大基金会所支持的管理费率在15%左右,远远无法覆盖真正的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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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公益项目的成本分析[16]


高间接成本不意味着公益组织不好。有些公益组织需要相对复杂的运营和统筹协调,而有些组织模式相对简单直接。在Eckhart-Queenan的调查中,研究型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费中位数是63%,而直接提供服务的组织的管理费在25%左右,这个成本分布和美国的上市公司很像。在标普500中,消费品公司的间接成本中位数是34%,而信息科技公司因为研发成本高,间接成本中位数是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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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与商业的间接成本中位数比较[18]


资方和公益项目有着天然的不平等关系。如果资方追求低成本,公益项目就只能迎合,毕竟如果抵抗就很难拿到资助。在这样的行业生态中,原本预算就不宽裕的公益组织面临着极大的成本压力。


为了降低成本,公益组织往往会做两件事。一方面,他们会尽可能压缩开支。但中国的公益组织成本已经很低了。根据《中国社会组织从业者社会和经济保障现状调研报告2019》,60%的公益组织的员工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40%的组织全职员工数不超过5人。而从业者月薪不足4000元的占66%,月薪不足2000元的占19%;存款在5万元以下的占60%。有1/7的从业者会遭遇无法购买食物、只付水电费、房租和医疗费用等基本生活困难,20%的从业者没有社保。[19]对于广大的公益组织来说,用“吃土”来描述他们的状态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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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益从业者的经济状况[20]


很多时候,公益项目降低成本不难。砍掉对项目的实地回访、评估和监测,把全职员工换成实习生、志愿者,降低对学历和资历的要求,都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工资一降再降。用临时工(如:劳务工、实习生和志愿者)代替全职员工;硬件得不到升级、办公条件恶劣、人员得不到良好的培训。全方位的恶劣生存条件导致行业劣币驱逐良币、人才留存难、转业率高,并且很难和商业领域竞争人才。造成这些残酷的行业现实的因素很多,而对于管理费不切实际的预期加剧了公益组织的生存困境。为了压缩低得不能再低的成本,公益组织只能不断降低项目质量来维持生存,这就必然导致公益越做越小、越做越没有效果,进而蚕食公益组织的发展空间。公益项目当然要进步,要“降本增效”。但在超低成本运营的情况下,继续降低成本只会加剧公益生态的惨状。



另一方面,公益组织会被迫虚报管理费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非营利管理成本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绝大多数公益组织在汇报管理费时有“小动作”。[21]在他们研究的22万家公益组织中,33%的组织汇报了0筹款费用,12.5%的组织汇报了0管理费用,而75%到85%的公益组织汇报的赠款成本有问题。在四个具体的公益案例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虽然公益组织汇报了13%到22%的管理费率,但是实际的成本在17%到35%之间。原本的人员工资会被平摊到“项目成本”中,让更多的预算看起来是在做项目而不是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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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22]



“管理费”一直缺乏统一的计算方法。由于《慈善法》要求公益基金会的管理费用在10%以下,挂靠在基金会的广大公益项目往往也要遵从同样的规定。对动辄筹款上千万元的“巨无霸项目”来说,10%的管理费或许足够;但对广大的年收入在100万、200万以下的组织,10%的要求极为严苛。于是,许多公益组织选择将管理成本平摊到项目支出中。真实的管理费率往往在15%-30%之间,但公益组织年报普遍难以展示这点。


之前我们看到国内某家公益组织的年报,年度筹款30万元,管理费仅1.6万元,这简直不可想象。难道作为一个正式的民办非企业,这个组织只给员工发一年1.6万的工资?了解之后才发现,员工工资基本都平摊在项目成本里,“管理费”只是一些简单的财务、法务等成本。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一家大型基金会上,其年报中的“工资支出”为500万元,而“管理费用”仅为150万。而在另外一家组织我们发现,总监的工资被全部计入项目成本,不进入“管理费”。

各家计算管理费率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公益组织往往需要巧妙地使用会计手段降低管理费率、维持生存。这是个恶性竞争。当规避高管理费率成为常态,公益项目需要纷纷效仿,因为坚持原则、准确汇报管理费的结果就是看起来过度收费:为什么别人可以5%的管理费,而你要20%?长此以往,公益组织将陷入一个“吃土、将就、能省就省”(low pay, make do, do without)文化。[23]捐赠人抱有着对管理费的超低幻想,公益组织用“吃土运营”加复杂的会计手段降低管理费率,并且以此为竞争卖点,进一步降低捐赠人的管理费预期,导致管理资金进一步下降。满足了捐赠人,反而组织越做越小。

在一个好的公益生态中,资金应该奖励给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或项目。但受困于管理费的“挨饿怪圈”,资金却奖励给了更低的成本,并且奖励的办法是进一步缩减原本就有限的资金。这是一个畸形的生态。长此以往,运营成本越来越低、行业工资越来越低、能够维系的只有简单的物资分发类的项目,导致人才留不住、项目质量变差、创新缺乏土壤。公益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打破“挨饿怪圈”,让资金奖励公益效果而不是低管理费改变,要从源头开始。


捐赠人需要改变预期,鼓励诚实的成本讨论


作为资源的分配者,有什么样的捐赠人,就有什么样的公益生态。如果捐赠人强调低成本,那公益组织就会专注于降本。如果捐赠人强调成果、社会影响,那公益组织也会朝之发力。


在2014年,美国的三家领先的公益评估组织 - GuideStar, Charity Navigator和BBB Wise Giving Alliance - 曾经联合抵制“管理费误区”,反对用管理费率衡量公益项目。他们在公告中提到

 


"管理费包括一个公益组织发展所必须的投资:培训、规划、评估、内部管理和筹款等等。当捐赠人专注于降低管理费率,我们将夺走公益组织发挥价值所必须的自由......  公益组织所服务的人们需要优质的服务,而不是低管理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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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大基金会曾经犯过这个错误。福特基金会曾经要求项目方保持在10%以下的管理费率,但在运作几年后,2015年提出全面反思。福特基金会的主席Darren Walker在2015年说:

 


“在福特,我们一直装模作样地参与了这个荒唐的执念。我们的10%管理费政策根本无法覆盖管理一个项目所必须的成本。而且说实话,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情况。10%这个数字无法真实反应项目管理的要求,而且无法让创变者运营具有强大项目执行能力的组织。因此,从1月1日起,我们将管理费率上调到20%。”[26]

这不是说20%是完美的管理费率,只是标志着美国大基金会对于管理费率的反思开始。

Bridgespan的合伙人Jeri Eckhart-Queenan曾经在2016年提出“付其所需”(pay-what-it-takes)的捐赠理念。[27]她认为,公益捐赠人应该放弃一个固定的10%、15%管理费规定,采纳基于实际成本的灵活机制。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消除一个虚报公益成本建立起来的影子经济,让资方和项目方都可以更加坦诚地面对成本,并引导捐赠从“成本导向”转为“影响导向”,根据影响力来判断合适的成本和资助额度。公益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影响、帮助更多的人,“低成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捐赠人应该鼓励更加诚实的关于成本的对话。只有基于真实信息,我们才能对公益项目的成本有更加可靠的预期。一个好的公益项目不仅需要购买原料,也需要支付房租、水电、工资、IT费用。捐赠人需要重设预期,更加开放的去理解公益组织的需求,而公益组织也需要停止标榜“低管理费率”,更明确地沟通自身的需求。


从我做起,创造一个追求影响的公益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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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公益生态需要让专业的人无后顾之忧地做专业的事。公益要创造社会价值,首先要善待做公益的人。



“管理费率”给人一种标准化、可比较的错觉,实际中却既不展示项目表现、也不标准化。管理费率与影响力指标脱节,而且不同类型的项目之间的差别极大,管理费率的高低无法直接帮助我们判断成本是否合理。对捐赠人来说,可以说管理费率几乎没有参考价值。只是因为兴趣关注一下没有问题,但大可不必把它当作公益组织的关键指标。

捐赠人应该关心、奖励那些更有意义的公益指标,各个领域有相应的影响力指标,比如


  • 卫生:捐赠对失能调整生命年(DALY)的提升;
  • 扶贫:捐赠对受助者的收入提升;
  • 教育:捐赠对分数、入学率、识字率、心理学量表等指标的提升;
  • 气候:捐赠对碳排放量的降低。


学习、判断这些指标,将帮助你更加准确地判断一个公益项目的质量,它们比管理费率要可靠的多。

 


有人说,好的公益项目应该兼顾“高影响”和“低成本”,二者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然而,我们似乎从不用“低成本”来要求企业。国外有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特斯拉,国内有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美团,每家都有巨额成本。对企业来说,只要收入大于成本,就可以存活。就像企业需要创造经济价值,公益组织首先应该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而低成本考虑是次要的。

或许你仍然不是很确定一个什么项目是好的。公益盒子判断好项目的标准在这里,供你参考。但至少读完本文,我们希望捐赠人可以淘汰对管理费率的执着,去谨慎思考如何正确衡量公益影响力。有了更加精明的捐赠人,好的公益项目才会得到认可、得以生存。

在未来人描述今天的公益时,你希望他们说这是个公益的“成本超低”还是“影响力超高”的时代?你的捐赠和偏好,将为中国公益决定这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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