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受腾讯公益平台邀请，方德瑞信负责人叶盈为伙伴们分享了公益筹款伦理相关知识。我们将1.5小时的分享整理成文字，希望给机构伙伴们在日常工作中，面对筹款相关问题时提供新的思路。
“互联网公益版图与互联网商业版图的重合度正越来越高。其实，在全球范围都已出现公益和商业边界模糊化及交相融合的趋势，这不仅指社会企业或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出现，而是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将社会解决方案作为新的‘产品’。在此背景下，第三方在线公益平台以高效的商业运作手段与强力的资源，推动了公益行业的发展。然而，面对商业资本的入局，中国公益行业是否已做好价值观与伦理建设的准备？”（《2015-2016年度第三方在线公益平台公众参与报告》，方德瑞信，2017年发布。）显然，我们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聊以安慰的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了。
筹款旺季刚过，我们再次提出这个老话题，希望为各位业内筹款人与机构负责人提供面对筹款伦理问题的决策思路与依据。
毕竟，筹款伦理问题并不仅限于99公益日期间，且我们行业人员迭代的速度也实在太快了一些。 伦理学并不能时常为我们指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但是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考的框架，帮助我们从争论双方的角度去进行观察，同样也帮助我们建立独立思考和判断对错的能力。
“伦理学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便我们从争论双方的角度进行观察并思考各自的对错好坏。伦理学可以让我们在那些貌似复杂繁乱的境况中看到一束亮光。”（《慈善筹款原理与实践》第三章筹款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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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本身是个复杂学科，历史源远流长。当下我们所倡导的“筹款伦理”，主要与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相关，实际上是为了帮助公益慈善筹款人思考：在具体的复杂的现实筹款情景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和做出选择。
首先我们要记住一点是：“对的”不一定等同于“好的”。 在“奇葩说”节目中有这样一个辩题：伴侣用心送的礼物特别丑要不要告诉TA？要不要告诉他实际属于规范伦理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判断：（1）结果论（或译后果论）：只要结果是好的，我们就选择能够保证这个行为是最好的结果。如果告诉伴侣会让他伤心就选择不告诉他，这就是基于结果论做出的选择。（2）道义论：不管结果如何，我们更关心你做的这个事情的过程、你的行为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是符合道义的。虽然告诉伴侣TA送的礼物特别丑会让TA会伤心，但这是一个说谎行为，而说谎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最终选择告诉TA，这属于是基于道义论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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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每一个热点事件引发的争论背后不同的判断标准。
其次我们也需要记住，伦理标准本身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因为在每一个阶段，所谓的对的、合理的事可能在几十年后会变成不合理和错误的。即使在公益慈善领域，所谓的public good即公共利益，也是随着历史发展的，在不同阶段拥有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伦理标准。国际上筹款伦理发展已经拥有超80年的历史。
重要文件包括1993年发布的《捐款人权利法案》（A Donor Bill of Rights）、2006年首次发布的《国际筹款伦理守则》（International Statement of Ethical Principles in Fundraising）和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由各自行业协会发布的筹款伦理行为准则。其中《国际筹款伦理守则》是由超过30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筹款人协会一同编纂的文件，旨在提供一个宏观的纲领性的文件来统一全世界的筹款人在筹款伦理上的认识。2016年，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前身“公益筹款人联盟项目组”加入了《国际筹款伦理守则》的倡议组织，并面向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布了第一份筹款伦理倡议。
2017年， 99公益日“套捐事件”浮出水面唤起公益慈善行业内的激烈讨论；同年12月，“同一天生日”事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这两次事件凸显了业内价值观撕裂与缺乏职业伦理底线共识的问题。有鉴于此，方德瑞信团队在2018年启动《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实操指引手册》项目，经过广泛征集意见、开展研讨会、邀请公益机构试运行，进行二轮的修订后，于2019年正式发布。《手册》中提供了超过50个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案例，基本囊括了近十年公益慈善行业典型筹款伦理问题。2017年，方德瑞信团队面向行业发起《99套捐，支持还是反对？》调研问卷，其中“作为‘志愿者’，拿着机构/大额捐赠人分发的资金捐给指定项目”“机构与大额捐赠人协商，化整为零招募机构‘志愿者’分批捐”是伙伴反馈最为常见的“套捐”（或称之为“拆捐”）形式。58.1%的填写伙伴认为套捐会影响公众对公益机构的信任度，应该严格自律，反对套捐。
图片来自2017年，方德瑞信团队面向行业发起《99套捐，支持还是反对？》调研问卷部分截图。
“套捐”究竟何错之有？最主要的错误在于：套捐行为将严重冲击公益慈善行业的立身基石——公信力。公益慈善行业本身就是一个以公信力立足的行业，公众对于公益慈善行业天然持有较高的道德期待。
此外，在社会公众眼中，公益慈善行业被视为一个整体。一旦有个别机构爆出丑闻，整个行业的公信力都会受到冲击。郭美美事件一度为民间公益打开了一扇窗，但年年屡禁不止的套捐行为一旦累积到“雪崩”之时，民间公益慈善也再无公信力可言。一旦丧失公信力，无论公益慈善组织如何言说自己的项目做得多好，受益人是多么需要帮助，行业整体再也很难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关注。
公信力是公益慈善行业存在的基石。因此，世界各地的筹款伦理都将维护社会公信力纳入考量。 常常有伙伴询问为何在捐赠方的企业同意前提下开展的“拆捐”行为也违反筹款伦理？如果企业将原来已经承诺要捐的善款分发给员工，或是机构招募一批所谓“捐款志愿者”，让他们在统一安排下定时定点捐给指定的某一个公益项目，这个行为本身会引导这些员工或“志愿者”产生错误的认知。特别是第一次给公益慈善组织捐款的普通人，如果是以这种形式参与，那他会认为这就是公益慈善行业的普遍操作，会误认为“拆捐”是一个非常正常行为，公益慈善行业与被商业逻辑所支配的其他行业没有差异。从今年“不要烫伤我的童年”事件暴露出的捐款人主动“拆捐”的现象来看，捐款人已经默认了这是业内通行规则。长久下去，捐赠文化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当然我们也看到业内并非完全没有行动。当下许多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发布平台已开始强调平台的监督原则，如腾讯公益平台要求公募组织签署自律公约。但显然这些努力是不够的。要守住公益慈善组织的行为底线，国际上有“三道防线”的理论：就第一道防线而言，机构理事会需要了解筹款伦理，加强自律。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筹款伦理或自律公约约束的是筹款主体，包括公益慈善组织、组织发展的筹款志愿者和合作的第三方筹款公司。筹款伦理并不约束捐款人，现在暂时没有捐款伦理去约束捐款人的行为，主动开展捐款人意识培育工作的行业支持型机构也很少，目前较有代表性的有盖茨基金会、联劝基金会与公益盒子等。 第二道防线是亟需建立的。目前互联网平台与机构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权责不清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缺乏第二道行业监管的“他律”。而如果但凡出现点问题，就呼吁政府立法直接指望第三道防线，那么公益慈善行业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路只会越来越窄。
对于机构而言，公益慈善组织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筹款伦理问题纷繁芜杂，可以先从设置三重筹款伦理框架标准开始：第二层是遵守基础的筹款伦理准则，即职业道德；这一条可参考《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实操指引手册》具体条款与真实案例（扫描文末下方二维码可免费下载）；第三层是机构自定的更高的最佳实践标准，“追求更好、更伟大的目标”。对于个人而言，当面对具体筹款情境遇到伦理问题时，首先可参考《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实操指引手册》中的准则和具体案例分析，如果没有找到任何的相应条款能够明确指示应该如何去做选择时，可以参考《慈善筹款原理与实践》一书推荐的费希尔筹款伦理决策框架，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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