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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从“透明”到“价值共建”,平台方、机构、公众亟需互通发布日期:2022-04-20

本文转载自:南方周末APP,作者:赵明鑫,原标题:《全民公益品牌观察:向你的公益“股东人”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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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腾讯公益举行首期公益股东人大会。根据活动平台支持方腾讯公益的表述,“腾讯公益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即每一个参与腾讯公益平台项目的爱心网友)组成,目的是为了保障广大“股东人”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透明度进化已然成为公益发展的核心态势,捐赠人正在向公益慈善行业的机构与筹款人们提出更高的要求。


面对不断进化的捐赠人,筹款人更应该注重两条线:一条是筹款伦理的行为底线,一条是用最佳实践标准要求自己筹款行为的高线。那么,问题来了,这两条线到底划在哪儿?答案就在《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实操指引手册》。


2019年,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和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组成的项目团队,联合撰写发布了《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实操指引手册》(2019修订版),既涵盖了筹款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也提出了法律法规之上基本的筹款伦理底线,并提供了最佳实践标准(即高线)。其中与公益股东人大会最为相关的是以下三个责任:


对捐赠人的责任:筹款方必须主动公开捐赠的用途,提供有关捐赠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力方面的清晰的信息。当捐赠方希望了解其捐赠用途时,筹款方应当及时予以合理回应。

对公益慈善行业的责任:筹款方必须以透明和准确的方式呈现公益慈善活动的业务活动成本以及筹款费用,不得在其传播与筹款材料中表达出公益慈善活动不需要成本的误导信息。

对组织内部的责任:筹款方可以获得基于自己的职务/服务的合法应得报酬/收入,不得基于筹款额的比例作为报酬/收入标准,不得利用自身职务或服务机会获取未经许可或不合理的回报。


以下为正文:



在一个云上会议室,2300余位不曾谋面的“股东”,正在审视自己毫无现金回报的“投资对象”。


我们整个人力成本达332万”,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满天星公益”)创始人梁海光,在公布2021年成本费用维度前三位时说道,“去年年底全职员工达到30人,人均税前收入9.5万。”


话罢,线上会议室的评论区里有“股东”产生质疑,“做公益还能赚这么多?”“这么多善款都用在开工资上,不合适吧”......


梁海光随即解释道,“我们整个团队平均年龄是33.5岁,平均工龄超过10年,其中绝大部分是项目人员,而非行政管理人员。”但相关讨论一直持续到其介绍完人力成本部分。


公益人该不该拿工资?该拿多少合适?这些公益行业十余年争论过后已有共识的话题,如今在公益机构开放自己、坦诚相待时,却不得不再次面临新人群的“争吵”。



01评论区的“争吵”



“你们的平均工资除以12,大概每月不到8000左右,距离广州市的社平工资(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简称)还有一定距离”。


不同于部分线上“股东”的看法,作为观察员的恩派公益创始人吕朝,则将问题的靶点定在“离职率”上。


在他看来,满天星公益总部所在地广州的物价不低,“大家除了公益理想之外,还得养家糊口,你怎么留得住这些人?”


是高?还是不够?


梁海光直言这句话戳到自己心里,“将心比心,对比他们的工作年限、学历水平、能力,这样的收入确实不高。”


“扣掉五险一金也就五、六千块钱,广东的房租还得两三千”,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商凝瑶直言,这样的工资很难支撑公益人稍显体面的生存,“总不能做事的人,真的靠用爱发电吧。”


不过在面对“高”或“不够”的讨论中,此时答案看起来没那么重要。即便在业内,这样的争论也曾持续过一段时间。


问题在于现实环境已然带给梁海光等一众公益从业者“心虚”之感。梁海光直言在制作财报时,花了很大心思反复调整,担心“股东”们质疑为什么把这么多钱都花在人力成本上。


“实际上,没有专业的团队就无法做好项目”,他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有些无奈,“甚至还有同事是降薪招进来的。”


当公益理想遇上“柴米油盐”,刚刚从某公募基金会离职的95后项目经理小雪(化名)感叹,“不能实现双向奔赴也就罢了,别工资太低影响生活。”她表示,“一起毕业入职大厂的同学工资比我高多了。”


基于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对公益传播多年来的观察,关于薪资的讨论也只是公众与公益行业之间存在“高墙”的一个缩影。实际上,这次“股东大会”本身也受到一定的质疑,有“股东”表示,“留着这点做视频的钱做公益不好吗?”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明确的是:这次公益“股东人”大会是不是公益行动的一部分?


根据此次活动平台支持方腾讯公益的表述,“腾讯公益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即每一个参与腾讯公益平台项目的爱心网友)组成,目的是为了保障广大“股东人”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而这恰是互联网公益的价值点和生命线——公益的有效性和透明度


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曾撰文写道,“中国所有成功的公益品牌,都恪守自愿和透明两条‘铁律’,把社会信任作为生命线。”


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捐赠者提出质疑的目的为何,这样的担忧本身无可厚非。公众对于其捐赠的每一笔善款都理应享有监督权,这也是中国公益近四十年发展历程中,一次又一次阵痛后积攒下的教训。




02捐赠的“玻璃箱”



“过去我们在这个领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徐永光曾在受访中坦言。


在制度、规则并不完善的当时,公众善意被肆意滥用,慈善捐赠游走在盖着幕布的捐款箱里,去处难知。


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以下简称“中民慈善”)发布的《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数据显示:42%的组织表示没有专门的信息披露办法。37%的组织没有专人负责信息披露工作。更深层的问题,则是披露的程度和方式不被高达90%的公众所接受。


这样的数据发生在汶川地震、南方雪灾等多次捐赠井喷后。根据这份报告表述,约有75%的慈善组织“完全不披露或仅少量披露信息”。


这些数据背后潜藏的风险,在仅仅半年后便爆发出来。2011年中,“郭美美事件”的舆论洪流席卷中国大地。


“三天毁掉一百年。”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对此感到震惊,“一个有着107年历史的红十字会,怎么会在一个小姑娘郭美美的冲击下产生这么大的问题?”


此前许多不愿信息公开的公益机构,也在这次舆论事件中“自食苦果”。


同样,据中民慈善此前公布的监测数据:自该事件后,当年7月全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环比下降50%,慈善组织6到8月的捐赠额降幅更是达到86.6%。


该事件的负面影响,甚至在2020年疫情期间武汉红十字会风波中延续。不过如此境况似乎迟迟没有获得彻底改变。


2021年11月发布的《南方周末中国公益品牌榜及其观察报告》调查发现:传播效果方面,即便是已经上榜的基金会,在外部渠道的账号更新频率依然低,只有35%的基金会可以做到日更或周更。


此外,上榜基金会开通的绝大多数账号阅读量及点赞量较低,“自说自话”现象仍然严重,近半数项目信息传播链路闭塞,传播内容为通稿式的宣传口吻,缺乏趣味与深度,故事性薄弱,难以调动受众共鸣。


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认为,一个优秀的公益品牌,意味着对社会资源的巨大影响力,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的评价和情感认同。


虽然时至今日,公益与公众之间那堵现实的墙仍然横亘其间,不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越来越多的点位得以洞穿,并被更换为“玻璃”,透明度进化已然成为公益发展的核心态势。


2020年99公益日期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腾讯基金会”)发起人陈一丹表示,“让捐赠在透明的玻璃世界旅行。”并将此观点付诸行动。


2021年9月初,“不要烫伤我的童年”项目涉嫌违规套捐一案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网络发酵,网友的质疑不知凡几。仔细分析这一事件的发酵脉络,互联网环境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对于腾讯公益而言,依托于数字化技术预先建立的平台信息透明机制,也让这一事件的负面影响得以逐渐消弭。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件事情也给中国公益事业再次敲响警钟:滥用公众信任的行为不会轻易消失,并且会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这起套捐事件使用所谓“又做公益又报销”的手段,虽然依托的公益环境有所变化,但同2012年曝出的“中华学生爱眼工程”等,“借公益名、行商业事”的负面事件底层逻辑相似。


由此,一个更深入的信息开放与公众教育环境,亟待公益行业连同更广大的社会力量一道建设。



03“教育”自然发生



满天星公益与腾讯公益的这次尝试,是公益行业在透明公益上的又一创新:“每一位参与捐助的爱心网友, 都有机会成为公益事业的‘股东人’,对自己捐助的项目行使监督权利、履行推进义务。”


“我是去年在朋友圈看到满天星的项目, 先捐了20 块, 现在成了月捐人。”“股东”小荷CF表示,“能有这样一种形式获得反馈, 看到自己的钱去了哪里, 感觉很安心。”


“股东”童梅兰也有这样的感触。“参与腾讯公益快一年了,5个项目,定期会有提醒披露情况”,她感叹,“会议的形式还是第一次收到。”


“股东人”大会上,除了善款去向、项目成果之类的主动公开项目外,一些尖锐的问题也通过“股东”们之口涌向梁海光。


“你们是怎么选择书籍的?是否遭到校方的质疑?”“机构30 多名全职员工是怎么分工的”“除了建立图书馆,你们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让孩子获得阅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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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的转变或强调,带来的实质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但就此次“质询”中梁海光回答的内容来看,这也是不经意间对“股东”们的一次公益通识教育。


例如:公益需要成本,公益人也要面对柴米油盐,好的阅读项目需与学校建立价值观上的统一,图书的选择需要有专门的人进行研究和推进,捐赠人与公益机构之间需要互信与理解等等。


一些细节披露的效力甚至高过苦口婆心的劝导。


“股东”扫地僧表示,“听梁老师这么一说,我也想做公益人”;123木头人则在评论区直接发问如何加入其中;后续多位“股东”“+1”附声,表达了实际行动的愿望。


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认为,这种形式,可以帮助捐赠者了解每一分钱去向,让项目从透明到“暴晒”的同时,也能够让捐赠人掌握理性、科学鉴别公益项目的方法,从而更好地做公益。


在这背后,腾讯公益的努力也十分重要。该平台负责人刘琴表示,腾讯公益正持续在筹款能力、公益项目质量和透明度等方面进行升级,希望通过行业自律和互律,共同倡导更为良性的捐赠文化。


“批评是公益人精进的方向,普通人的认可是公益人前行的动力。”公益“股东人”大会主持人余和谦说道。


腾讯公益方面希望尝试借鉴股东制度这样的现代管理文明,让捐赠者发挥 “主人翁”精神, 履行对项目的关注和推动义务, 深度参与到公益项目中来, 从而帮助机构更常态、立体、有效地呈现项目的执行进度和透明度。


从“透明”到“价值共建”,平台方、机构、公众等各方需共同打通玻璃幕墙,相互了解、相互理解。


4月8日是满天星十周年生日会,梁海光自述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满天星人活的更体面一些,能让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这个行业。


或许这次“股东人”大会是个契机,在更系统、坦诚、开放的公益环境中,理解不请自来,愿望的实现也必定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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