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保证高效透明，别怕管理费用发布日期：2022-08-11
公开透明是慈善组织建立公信力的基石。
日前，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河南720洪灾相关公开募捐活动透明报告》指出，在河南郑州720水灾之际，大量慈善组织参与到驰援河南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中，并开展了公开募捐活动。其中，只有36%的慈善组织募捐活动中公开了分项用途（包括直接用于受益人的款物、项目实施所需人员报酬及相关费用、项目管理费用、提取的慈善管理费用）。
方德瑞信和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发布的《中国公益慈善筹款伦理行为实操指引手册》（2019修订版），有指出：“筹款方必须以透明和准确的方式呈现公益慈善活动的业务活动成本以及筹款费用，不得在其传播与筹款材料中表达出公益慈善活动不需要成本的误导信息。”
本篇短文是由田园老师基于《第三次分配视角下非营利组织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筹款策略——基于公众捐赠偏好的实验研究》（田园、徐家良，2022）(点击文章标题即可查看）一文改写而成。主要聚焦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讨论非营利组织不同劝募信息组合对公众捐赠偏好的影响。希望能为我国制定非营利组织管理费用政策提供实证依据，为国家助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具体措施提供思路。
以下为正文：
什么是“非营利组织饥饿循环”？
大多数捐赠者都会抱有一种“既想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的心理，希望自己的捐赠能够被高效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善款的社会影响力。公众对非营利组织行政管理费用的不合理期待造成“非营利组织饥饿循环”。 在“饥饿循环”的影响下，非营利组织为了吸引更多捐赠款项，会尽可能地降低管理费用。但这样捐赠者便会认为非营利组织不需要管理费用也能很好发挥作用，长此以往，整个行业对于管理费用会形成一种避而不谈的默契，但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压力也会随捐赠者对组织期待的提高而增大。 打破这一循环的一个有效办法是告知劝募对象（也就是捐赠人）“组织的行政管理费用已获基金会专项资金支持”，但不是所有非营利组织都能获得专项资金支持，对于无法获取外部资源来填补行政管理费用的组织来说，无异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讨论应急情景下效率和透明度的相对重要性，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取舍，便成为了无法回避的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应急情景下的筹款策略问题？
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在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上被多次提及。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冲击，是对中国治理的重大考验，也是对非营利组织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的考验。井喷式的社会捐赠让慈善组织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
在这场疫情中，很多非营利组织都暴露出资质不齐全、信息公开错误、物质分配不及时等问题。那么，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在非营利组织人员和管理费用有限的前提下，是应该先保证效率将物资第一时间分配到需要的地方，还是应该先保证透明度及时准确向社会公布各项信息？另外，公众会更倾向于选择有专项经费支持的非营利组织，还是从自己善款中扣除部分作为组织管理费用的非营利组织？
问卷实验设计介绍
为了更好地助力非营利组织筹款，我们在2020年2月8日至3月1日，也是就国内疫情暴发早期，在全国范围内招募1332个被试者并随机分配到6个不同实验组中。通过比对不同实验组被试者的捐赠意愿，来测试应急情境下，不同策略的劝募信息对组间被试者捐赠决策是否存在影响，这些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1131份有效问卷，最终样本人口学因素分布合理。 因此我们提出了两个假设： H1：在应急情境下，公众在面对非营利组织效率优先筹款策略与透明度优先筹款策略时的捐赠偏好存在明显差异。 H2：在应急情境下，公众捐赠时会更偏好有专项经费支持行政管理费用的组织，而非直接从善款扣除行政管理费用的组织。
我们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验证这两个假设。实验涉及行政管理费、管理费来源、组织透明度和组织效率这四个维度，而回答研究提出的问题则需要选择四个因素中的部分水平进行信息组合，创建不同实验组即可。
第一个研究问题是，在应急情境下，效率优先策略和透明度优先策略对公众捐赠偏好的影响存在怎样的差异？针对研究策略这一问题，研究选择了比对筹款策略1(效率优先)和筹款策略2(透明度优先)，在高行政管理费用条件下非营利组织筹款策略对公众捐赠的影响差异。
第二个研究问题是行政管理费用的不同来源会如何进一步影响公众的捐赠偏好？针对经费来源这一问题，研究选择的是在问题一的研究设计上面加入两类不同管理费用来源和筹款策略的交互作用，即两个水平的筹款策略情境(效率优先或透明度优先)和两个水平的管理费用来源情境(专项经费或善款扣除)的2×2交互实验设计。在2×2的实验设计基础上，研究还加入了控制组和基本对照组，通过比对这两组中的捐赠差异，来推导捐赠者对非营利组织行政费用是否存在厌恶。
非营利组织应该如何选择效率与透明度？ 我们发现，捐赠者厌恶高行政管理经费，导致筹款金额降低。以高行政管理费组为参照，“效率”与“透明度”孰轻孰重，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国家经费的两组的捐赠者比例要高于善款扣除的两个实验组，捐赠者更喜欢由国家经费支持的非营利组织。
捐赠金额的结果也是相似的。不同筹款策略组间(效率优先或透明度优先)并未存在捐赠与否显著性统计差异。但是，效率优先时透明度低对比透明度优先时效率低下的策略来说，前者会产生比高管理费用负面作用更负面的筹款效果，即进一步降低捐赠金额。结果还发现，在有国家专项经费支持的实验组的捐赠显著高于善款扣除管理费用组的捐赠。
制定权威评价指标，端正管理费用认知
因此，在应急情境下，非营利组织的最佳筹款策略应该是通过增加管理费用，打破行业规定和捐赠者所期待的管理费用的“合理”限度，来避免效率和透明度任何一方的短板。因为公众对组织存在效率和透明度任何一方面的质疑，尤其是效率优先、透明度较低时的筹款策略，会带来比高行政管理费用更加负面的影响。 那么管理费用应该从哪来呢？研究结论指出，捐赠者自掏腰包势必会影响非营利组织劝募的效果。因此，来自基金会或政府设立的支持管理费用的专项基金，能够助力非营利组织劝募工作，并有效提升劝募效果。 我们也呼吁政府可以联合高校等部门，制定权威的非营利组织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让公众明白对非营利组织的评判不只有行政管理费用这一项标准，而应该从多维度进行考虑，从而避免公众形成“低管理费用”甚至“零管理费用”的不合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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